在辽沈战役中被俘的蒋军第九兵团司令官廖耀湘的真正军衔是什么，不同史料有不同说法，有人说他是上校，有人说他是中将如何选择合适的股票配资平台，笔者查到的资料显示，这两种说法都不是没有依据的：1948年9月，廖耀湘正式从骑兵上校升为少将，那是真正的铨叙军衔，也就是说他在同年8月就任第九兵团司令官的时候，铨叙军衔确实是上校，一个月后才晋升少将。
蒋军军衔主要分铨叙和职务两种（地方军阀还可以私自给手下授衔上将，但“铨叙厅”根本就不承认），比如戴笠铨叙军衔是少将，但因为担任军统局主持工作的副局长，所以挂中将职务军衔，廖耀湘就任兵团司令的时候，也必然挂中将职务军衔，要不然就无法指挥该兵团新编第一军军长潘裕昆、新编第三军军长龙天武、新编第六军军长李涛、第四十九军军长郑庭笈、第五十二军军长刘玉章、第七十一军军长向凤武。
廖耀湘战败被俘，倒不是那些军长不听命令，而是在关键时刻他拉了松套，在被俘后才后悔：我和顾祝同在卫立煌家吃水果喝咖啡，他俩吵架我不该和稀泥——如果我态度坚决一点，不首鼠两端，就不用出辽西“送货上门”了。
廖耀湘的第九兵团有六个军，跟邱清泉的第二兵团一样人多势众（蒋军兵团一般为四个军，邱、廖两兵团为六个军，孙元良第十六兵团只有两个军）而且新一军和新六军都是全美式装备，算是“王牌部队”，也是难啃的硬骨头。
有人说第九兵团只有五个军，那是没把郑庭笈的第四十九军算上，第九兵团司令廖耀湘指挥的确实是六个军，这一点廖耀湘在《辽西战役纪实》（收录于全国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汇编的《原国民党高级将领的战场记忆（之三大战役）》）中写得很清楚：“蒋介石召集我和赵家骧、罗又伦、罗泽闿四个人在他的私邸开了一个小型会议，他明白指示：新编第一军、新编第六军、新编第三军和第五十二、第四十九、第七十一共六个军加第二〇七师并附东北‘剿总’直属的重炮及战车部队编为机动兵团，由廖耀湘统一指挥，随时准备行动。”
廖耀湘之所以信心满满出辽西，是因为他认为这些部队可以很快调集到他麾下：新编第一军就在辽中，新编第三军与第五十二军在辽阳地区，新编第三军没有防务，可立即行动，于两天内到达辽中以南地区，第五十二军只有一部分暂待接防，而其主力也可以在两天内到集中地点，新编第六军与第四十九军一部分，可以车运，两天内也可到达辽中。
自以为出辽西能为老蒋建功，却没想到自己一去不回，甚至窘迫到用明码通知各军奔逃，闹出了一个很大的笑话。
廖耀湘回忆胡家窝棚战斗时一笔带过：“二十六日早晨，解放军第三纵队及其以北的友邻部队第一棒就打碎了国民党辽西兵团的‘脑袋’即兵团前进指挥所，同时打碎了新三军、新一军及新六军三个军的司令部。因为这些部队都是处于行军的状态，原来就未建立好通讯联络的体系，所以当兵团部及三个重要的军部被打碎之后，使指挥官陷于无法指挥，再也不能掌握部队的境地。而部队则因失去首脑，无所适从，以致陷于瘫痪和分崩离析的状态。”
廖耀湘没写的细节，第四十九军中将军长郑庭笈和七十一军八十七师上校参谋主任胡锻夫（胡云飞）在《辽西兵团的覆灭》和《“王牌军”亦难逃覆灭》一文中写了：“解放军夜袭胡家窝棚新编第六军指挥部，廖耀湘、李涛狼狈不堪，徒步逃到历家窝棚新编第二十二师司令部，和各军失了联络。兵团司令部及所属炮兵和辎重兵部队在胡家窝棚被歼后，廖耀湘率领少数侍从人员从胡家窝棚逃了出来，这时廖令第七十一军归新编第一军军长潘裕昆指挥，继续进行挣扎。”
廖耀湘败得彻底，逃得狼狈，他被俘撰文盘点自己的损失，计有新一军、新六军、新三军、第七十一军、第四十九军五个军，共十二个师再加上一些游杂部队和直属的重炮单位全部丢掉，廖耀湘“辛辛苦苦”奔波一场，变成了“送货上门”，其部队绝大部分被俘，所有的重武器都落到了东北野战军手里。
老蒋是运输大队长，廖耀湘这个兵团司令，也算得上运输中队长，他一路奔逃，被打掉首脑机关后，根本就没有组织起有效的抵抗，廖耀湘和军长李涛、向凤武、郑庭笈均被活捉，廖耀湘感叹：“辽西战役是解放军战史上最成功的战役之一，一举歼灭了国民党军早就想拉出去的东北主力，沈阳解放可以说是辽西战役的直接结果。辽西战役也直接决定了国民党最后完全撤出东北，它开了解放战争三大战役胜利的端绪。”
廖耀湘原本是可以避免战败被俘的，因为当初他和东北“剿总”上将总司令卫立煌一样，都是反对出辽西的，但卫立煌一直坚定坚持自己的主张，廖耀湘却在关键时刻掉链子，充当起了顾祝同和卫立煌争吵的“和事佬”，结果把自己搭了进去。
实事求是地说，廖耀湘并非无能之辈，抗战期间也颇有战功，但是在老蒋一意孤行瞎指挥下，他也变得没了主意，只能唯命是从，结果是在老蒋的指挥棒下头也不回地奔向了绝路。
廖耀湘命运的转折点就在1948年9月，解放军进兵锦州，蒋介石下令要沈阳国民党军主力直出辽西径解锦州之围，卫立煌拒绝服从，老蒋把卫立煌召到南京当面下令，卫立煌依然不为所动，老蒋无奈之下只好派参谋总长顾祝同与卫立煌一同返回沈阳——这就是要让顾祝同越过卫立煌，直接给各兵团甚至各军下命令了。
顾祝同和卫立煌私交不错，9月26日到了沈阳先去卫立煌家吃饭，卫立煌也只叫了廖耀湘作陪，喝酒吃菜的时候气氛亲热融洽， 卫立煌和顾祝同畅谈他们当年东征北伐并肩战斗的情谊——两人回忆愉快的过去，自然有各自的目的，吃完饭到小房间喝咖啡吃水果，两人在真正步入正题。
卫立煌不想让顾祝同难堪，就先阐明观点：“总统要求沈阳主力直出辽西，一路侧敌行军，远出解锦州之围的方案，实行起来危险太大。因为解放军很可能围城打援。廖司令官在东北比较久，对东北各方面的情况，比我更熟悉。他又是主要负实际责任实行命令的人，你可以问问他，听听他的意见。”
卫立煌不好意思说的话，原本就应该由廖耀湘来说，廖耀湘当时也跟卫立煌意见相同，他摊开地图进行了一番阐述，提出了沈阳主力单独出辽西，背三条大水，一路侧敌行军，有被节节截断、分别包围、各个击破的危险。
卫立煌也插话强调如果廖耀湘出辽西，不但锦州之围难解，沈阳主力也会被断送，同时还给老蒋留了个台阶：“要沈阳主力出辽西直接解锦州之围，很可能是罗泽闿等人的纸上计划，图上作业，不一定是总统的真正意旨。”
顾祝同碍于情面，或者已经被卫立煌廖耀湘说服，就于当晚给老蒋发电报，结果第二天老蒋回电，严令顾祝同督促卫立煌廖耀湘执行他制定的出辽西计划，顾祝同有些不好意思见卫立煌，近在咫尺却用电话传达老蒋命令。
卫立煌万般无奈，只好再找廖耀湘商量，廖耀湘也是一头雾水：“为什么蒋介石一定要坚持出辽西？沈阳主力不能在葫芦岛、锦州两地部队未会师之前单独出辽西！这是在时间和空间上如何配合的问题，我们不是不愿意执行或故意抗拒总统的命令，而是为了如何更好地挽救当前的局势，为了救全沈阳的主力。我认为总司令应该再犯颜直谏，坚持我们共同认为是真理的主张。”
廖耀湘可能是情急失言，连“总统”都不叫而直呼其名，卫立煌也对廖耀湘的“真理说”十分赞同，就拉着他一起去找顾祝同。
卫立煌再次阐明观点，并对顾祝同近乎恳求：“我们两个是多年同事和共患难的好友，我的事情，就好像你自己的事情一样。我这次遇到生平以来从没遇到过的困难，无论如何希望你帮忙解决。我们不是不愿执行总统的命令，也不是不愿意行动，只是在空间和时间上如何配合的问题。我们只是要求在葫芦岛与锦州的部队会师之后，东西两方同时并进，以避免被各个击破。”
顾祝同估计昨晚被老蒋训得不轻，所以不管卫立煌如何恳求，他翻来覆去就是一句话：我是来监督命令执行的！
卫立煌被气急眼了，这才说出“打赌画十字”笃定出辽西必将全军覆没的话，还没等顾祝同反驳，廖耀湘先怂了，他先是请顾祝同考虑卫立煌的意见，又对卫立煌说“我们回去再详细考虑一下再同总长会商。”
一看行动计划的具体执行者廖耀湘松了口，顾祝同当然趁热打铁，第二天（9月28日）一大早就把廖耀湘找去单独谈话，而把卫立煌晾在一边：“他责我不应助长卫固执己见，而应劝卫执行蒋介石的命令。顾祝同训斥我说：‘……你们已耽误好几天时间，这样贻误时机，我再不能代你们负责任。你们必须服从命令，先开始行动，才能再说话。’我发现这里的门尚半开着，马上对顾说：‘我愿去同卫总司令商量，我们先令部队向巨流河、新民地区集中，请总长再把我们的意见报请总统最后裁决。’”
廖耀湘自作聪明地认为顾祝同这些话是说给卫立煌听的，就马上表示自己可以去做卫立煌的工作：“我当即去找卫立煌，报告我同顾祝同的这番对话，并说：‘我们如果不表示先遵令开始集中军队，顾祝同似乎也不便再向总统进言，无法回去交代。只要他肯负责向总统再一次转达我们的意见，我想总统不会一点都不考虑，那么事情就有转机。’”
廖耀湘和稀泥，这也让老蒋看到了突破口，他于10月2日蒋飞到沈阳，先单独召见卫立煌，卫立煌依然坚持意见不动摇，老蒋只能吃柿子捡软的捏，把廖耀湘叫来一顿训斥，廖耀湘再次认怂，表示“我们不是不愿意奉命，是是在实施方法上有点意见”。
老蒋说服不了卫立煌，对付廖耀湘还是绰绰有余，他三言两语连哄带吓唬，廖耀湘马上找不着北了：“蒋介石说完之后，我也感觉锦、葫距离短，又有这么大的陆海空军的力量，加上充足的油弹补给，迅速打到锦州，不会成什么大问题，就对蒋介石说：‘我决心执行总统的命令，立即行动。’”
我们老家有一句老话如何选择合适的股票配资平台，叫“脚上的泡都是自己走的”，廖耀湘想两头都不得罪，甚至幻想事事都听老蒋的，可以在兵团司令的基础上再进一步，他拍着胸脯给老蒋打包票，结果把自己拍进去了——读者诸君可以试想一下：如果廖耀湘坚定地站在卫立煌一边，那么老蒋是不是有可能放弃西进计划？即使老蒋不放弃西进计划，是不是也只能临阵换将，让别人取代廖耀湘指挥西进兵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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