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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杜堇《听琴图》中，弹琴的文士即司马相如，屏风后侧立倾听者为卓文君。 作者提供
元代佚名《杜甫像》（局部） 作者提供
每年的11月14日是联合国糖尿病日。罗马帝国时期，一位叫Aretaeus的医生首次给一种病命名为Diabetes，意为“尿病”。1769年，苏格兰医生William Cullen基于此类病患尿液有甜味的特点，在Diabetes后加了形容词Mellitus（甜蜜），糖尿病（Diabetes Mellitus）的名字从此流传开来。这一命名带有典型的西医分析性特征；而注重综合性的中医则从表现与症状出发，以“消渴”名之。
当然，消渴只是最为人所熟知的命名，除此之外，还有“消瘅”“消中”“鬲消”“肺消”等，这些病名都有一个共同点——名字中均带有“消”字。“消”是古代中医认知糖尿病的关键，因为糖尿病人不仅表现为渴饮、多尿，也存在易饿、多食、消瘦、疲乏等特点，而“消”字的本义就有从多变少、消耗殆尽的意思。因此，传统医学用它来总括糖尿病的众多称法。根据糖尿病的多种临床表现，王怀隐等人在《太平圣惠方》中以“三消”总结此病：“夫三消者，一名消渴，二名消中，三名消肾”，也就是此后中医所称的“上消”“中消”“下消”。其中上消对应消渴，指口渴多饮的病症；中消则指患者易饿、多食但又消瘦的特点；下消则指病人尿频量多，尿液味甜、混浊如膏脂的症状。
“消渴”能取得共名地位，实则有赖于经典文献的传播与千古流传的文人典故的加持。《史记·司马相如列传》记载：“相如口吃而善著书。常有消渴疾。”不过，有趣的是，尽管传统的中医理论认为“消”是此类疾病的病理核心，但后世谈论司马相如的病，有时反而会丢掉“消渴”中的“消”字，而只论“渴”。因此“消渴”在文人笔下常常被称为“渴疾”“病渴”“文园渴”“相如渴”“临邛渴”“渴肺”等：
长卿久病渴，武帝元同时。（杜甫《奉送魏六丈佑少府之交广》）
嗟余久抱临邛渴，便欲因君问钓矶。（李商隐《令狐八拾遗见招送裴十四归华州》）
嗟予久苦相如渴，却忆冰梨熨齿寒。（欧阳修《寄枣人行书赠子履学士》）
著书曾几何，渴肺灰土燥。（苏轼《和陶杂诗》其四）
每忆文园渴，难忘北海尊。（赵孟頫《次韵观复表兄见简》）
在脱离传统医学语境后，古代文人对消渴病的关注点从“消”转移到了“渴”上。渴，在古代文化语境中是一种特殊而富有隐喻的表达，它不单纯指客观身体上的口渴，还延伸到精神层面的欲望与追求，尤其当渴达到病态程度时，它便以疾病的形式承载了古代文人的精神焦渴。
杜甫长期患有消渴病，此病因此成为他诗中的常客。值得一提的是，他似乎有意在诗作中区分“消中”与“消渴”，当他较为纯粹地谈论病情时，往往用“消中”这个更具中医色彩的名称。
当他用“消渴”来言说病情时，则更多借“渴”字承载疾病背后的某种渴望。唐永泰元年（765），战乱频繁，病痛让杜甫滞留云安，他迫切希望离开这里，盼望为国家效力。消渴病带来的身体上的渴燥，映射出精神上求而不得的焦渴，他因此叹道：“新亭举目风景切，茂陵著书消渴长。”（《十二月一日》其二）他在诗中将消渴之病与君臣相遇并提，在“渴”的疾病背后隐喻着对帝王恩遇和国泰民安的期盼：
稍令社稷安，自契鱼水亲。我虽消渴甚，敢忘帝力勤。（《别蔡十四著作》）
我多长卿病，日夕思朝廷。肺枯渴太甚，漂泊公孙城。（《同元使君舂陵行》）
大历元年（766），杜甫旅居夔州，正值大旱，数月未雨。他对旱灾的担忧，似乎放大了对消渴症的心理感受：“闭目逾十旬，大江不止渴。”（《七月三日亭午已后较热退晚加小凉稳睡有诗因论壮年乐事戏呈元二十一曹长》）夔州战乱未平，同样加剧了他精神上的焦渴忧惶：“消渴游江汉，羁栖尚甲兵。”（《熟食日示宗文宗武》他试图从静美的江河中寻求对自身干渴的慰藉。因此以饮酒江边为解渴之举，“酒渴爱江清，余酣漱晚汀”（《军中醉歌寄沈八刘叟》），又将与友人相遇、重逢于江边的场景作为病中慰藉：“万里长江边，邂逅亦相遇。长卿消渴再，公干沉绵屡。”（《送高司直寻封阆州》）终究因地方割据的动荡，他难以看到山河安泰，因此在诗中，顽固的消渴之疾与破碎的山河联袂而来：“飘零仍百里，消渴已三年”，“乱离心不展，衰谢日萧然”（《秋日夔府咏怀奉寄郑监李宾客一百韵》）。
将病态的渴与浩瀚的江河联系起来，是杜甫在疾病体验中生发的表达，这种表达与上古时期的夸父神话有着惊人的相似。《山海经》记载：“夸父与日逐走，入日。渴，欲得饮，饮于河渭。河渭不足，北饮大泽。未至，道渴而死，弃其杖，化为邓林。”夸父的宏大志愿，以及宏图难遂而产生的夸张焦渴，被后世文人投射在自己的精神图景中。柳宗元《行路难》写道，“君不见夸父逐日窥虞渊”“须臾力尽道渴死”，便是以夸父事指怀才不遇、为小人所害。对杜甫而言，消渴所带来的病态渴意，或许让他更深切地体会了夸父道渴而死、化身邓林的悲壮。自他患消渴病后，诗中便出现了与夸父相关的典故。《鹦鹉》诗言“未有开笼日，空残旧宿枝”，如清代学者朱鹤龄所说，此诗似隐括祢衡《鹦鹉赋》中语，“空残旧宿枝”句对应赋中“想昆山之高峻，思邓林之扶疏”，以夸父事比拟“才人失路，托身异族”的不遇之悲。甚至，在生命的最后一年，饱受病痛折磨的杜甫的绝笔诗中再次出现了夸父事典：“转蓬忧悄悄，行药病涔涔。瘗夭追潘岳，持危觅邓林。”（《风疾舟中伏枕书怀三十六韵奉呈湖南亲友》）消渴的疾病体验与壮志未酬、时日无多的无奈，在杜甫的诗中完成了身心同构。夸父渴死而化的那片邓林，也在冥冥之中成为杜甫诗歌、疾病与人生的终点。
如果说杜甫多以江河慰藉身心之病渴，那么李商隐则从司马相如病渴的故事中觅得了另一种治疗渴意的“药饮”——金茎露。《史记》记载，司马相如“既病免，家居茂陵”，在后世文人的接受中，这个由消渴而不仕的故事逐渐带上怀才不遇的色彩，进而被借以生发渴求仕进之意。李商隐《汉宫词》有言：“侍臣最有相如渴，不赐金茎露一杯。”金茎指的是汉武帝建章宫神明台上用于承托露盘的铜柱，金茎露则指承露盘中的露水。汉武帝求仙好道，方士认为取此盘中“云表之露”“和玉屑服之”可得长生。李商隐此诗以相如病渴引出武帝求长生事，一方面是托讽当时唐武宗沉迷长生之道、敕建望仙台事；另一方面则是“借酒以浇块垒，自嗟其身世也”。在唐武宗统治年间，李商隐闲居不仕多时，故而诗中以金茎露比喻帝王恩遇，又借司马相如病中之渴，表达亟盼起用之意。李商隐自身也患有消渴病，这种疾病体验也许使他感受到杜甫那种江河都无法消解的“渴”——“相如未是真消渴，犹放沱江过锦城”（《病中早访招国李十将军遇挈家游曲江》），但他更多地将这种病态的渴经由司马相如故事投射到自己求仕的渴望之中。学者刘学锴指出，“义山用相如消渴典，意每有别”。因此他想象出来的那些解渴之物，往往欲解精神之焦渴，而非真正治疗身体上的疾病。除了从汉武帝那里引申出来的“金茎露”，还有汉赋中解渴润津的“紫梨”：“红莲幕下紫梨新，命断湘南病渴人。”（《寄成都高苗二从事》）
《儒林外史》作者吴敬梓与司马相如有着相近的经历，同样患有消渴病——“闲情时有作，消渴病难除”（《春兴八首·其五》）；同样因病不仕，司马相如因渴疾退居茂陵，吴敬梓则因病辞去博学鸿词荐举机会。尽管学界对吴敬梓是因病辞荐还是托病推辞仍无定论，但在其诗文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对“渴”这一疾病体验的深切寄托。在他不赴荐举的当年除夕，他在诗中回忆此年经历，联想到司马相如病渴免官，死后留下那封谏言国事的遗札：“相如《封禅书》，仲舒《天人策》。”（《丙辰除夕述怀》）他对司马相如同病相怜——“臣之壮也，似落魄相如”（《买陂塘》），不仅身体病痛感同身受，更有疾病背后投射的入仕期待的共鸣。故而笔下多有司马相如的身影，甚至在诗文中多次引用“金茎露”的典故。如他在《移家赋》中写到曾祖吴国对科举中榜得探花之名，受天子擢拔优待，借饮金茎露来譬喻此事：“诏分玉书之局，渴饮金茎之露。”
疾病是人体的一种非正常状态，投射到人的心理上也是一种非正常体验。但古代文人却在非正常的“消渴”之上，生发出一种极富中国文化特色的疾病隐喻——从“渴”的身心体验中剥离出来，上升为文人修齐治平的精神焦渴。这一过程使“消渴”这一病名祛病化，赋予古代文人从形而下战胜疾病到形而上超越疾病的力量。
（作者；李璇重庆股票配资公司，系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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